孙承宗上任后如何解决庞大的军费开销?

2022-04-13 11:00 历史知识 投稿:对百科
最佳答案  孙承宗上任后如何解决庞大的军费开销?下面对百科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  当然,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。  公元1580年到1644年的近64年时间属于“小冰河期”,气温偏低,极地冰川增加,降雨量减少,内陆干旱,作物歉收,这一系列反应已使大明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,财源一旦枯竭,就开不出军饷、发..

  孙承宗上任后如何解决庞大的军费开销?下面对百科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  当然,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公元1580年到1644年的近64年时间属于“小冰河期”,气温偏低,极地冰川增加,降雨量减少,内陆干旱,作物歉收,这一系列反应已使大明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,财源一旦枯竭,就开不出军饷、发不出赈济,进而就会出现由饥荒、流贼、内乱、入寇等各种乱象构成的大灾难。

孙承宗上任后如何解决庞大的军费开销?

  而后金也是在“小冰河期”的作祟下,仅靠渔猎已难于生存,不得不频频入寇抢掠。

  所以,在王在晋看来,决定大明王朝生死的并不是后金的强大,而是大明王朝自身的虚弱。当下之计,只能关起门来,多调养,少折腾,等灾变过去,自己的身体强健了,才能把自己失去的要回来。

  事实上,王在晋的这种想法,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。

  东汉开国之初,匈奴趁中原动乱,不断剽掠边境,威名赫赫的中兴之主刘秀却自感国力凋敝,为了与民休息,采取了一系列息事宁人的做法,罢省边塞州郡,将六万余吏民全迁入居庸、常山以东,向匈奴示以忍让、退缩。

  甚至在匈奴得寸进尺、一再侵凌的情况下,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,还是一忍再忍,没有因此发动战争。

  他的想法,无非是想避免战争,减少兵役和劳役调度,让百姓休养生息。

  也正是有了刘秀的内敛,才有了后来窦宪燕然刻石的辉煌。

  王在晋绞尽脑汁地想法子,是想在不能开源的情况下,通过节流以保证帝国的正常运作。

  他清汰弱卒、裁撤多余的官员,制订修筑八里铺重城的方案……

  可自孙承宗上台,一切都变了。

  孙承宗为了收复失地,大力扩军,军队一下子就从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!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“四十七城堡”、“台”数百座,工程浩繁、宏大,耗费庞大。

  天启初年,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,加上赋税连年拖欠,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,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!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,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,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,到了天启六年,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。饶是如此,天启七年,大明朝的财政还是亏空高达1646575两。(《明史记事本末》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:“今出数共五百余万,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,即登其数,已为不足,而重以逋负,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!”)

  清初,有个叫王一元的人,目睹孙承宗所修城池据点的遗迹,不胜感叹地说:“明季防边既周且备,不知费去几万万钱!”《辽左见闻录》。

  但,孙承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,他还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修下去,一直修到将努尔哈赤赶出辽东为止。

  也许,孙承宗觉得,只要将防线延伸到后金的地盘,但凭自己的十几万兵力,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。

  而问题很现实地摆在面前,杨镐兴兵十万,在萨尔浒败了;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,到头来,沈阳、辽阳丢失了;王化贞拥兵十五万,广宁同样溃败得不成样子。按照这个情形推算,要彻底消灭后金,没有二三十几万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,而要议兵三十万,国家财政就必须支两千万两白银来凑饷。

  天,这两千万两白银从哪儿来啊?!

  所以,很多人不支持孙承宗的搞法。

 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就直言不讳地说:“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,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。”(语见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六十)

  他提出,“战则有战法”,要战,则秣马厉兵,定好进兵时间,虽然花费巨大,却一次性解决问题;“守则有守法”,要守,就远近安排侦察兵,监控敌情,固营垒,高城深池,屯田积谷,严防敌人进攻。兵不须众,马不须多,做好持久的准备。“今以十四万之众,岁费六百万,虽言唯敌是求,其实百事不办,战固未能,守亦羞称”。

 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,孙承宗修筑宁远、防区前推进到锦、义等地,虽然名曰“恢复”,但实质上是徒有虚名。这些地方并没有宁前一带所修筑的坚固工事,一旦后金军进攻,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坚守的把握,难保守军不鱼溃鸟散,而若守军果真不能坚守,那当地所囤积的粮食就有落到后金军手里的危险。(详见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六十)

  远在南京的王在晋也不无痛心地上奏章称:“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,而后可复广宁,必有灭奴之力量,而后可复全辽。不然启无巳之争,遗不了之局,而竭难继之供,不可不虑。”(语见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二十六)

  在孙承宗乾纲独断的胡搞乱搞下,王在晋的话很快就应验了。

  事实上,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,庞大的军费开销就已经逼得朝廷财政接近透支。

  天启三年七月,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直言不讳,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,“军需驿骚,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”,他说,北方九边重镇(蓟镇、辽东、保定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綏、宁夏、甘肃)的“正供”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,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,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,而天津、登莱、通州、密云、张家湾、京师、蓟镇、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,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,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,逼得“百姓敲骨剔髓,鬻子卖妻,以供诛求,年复一年”。

  按照这个形势发展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即今东奴恋栈,长伏穴中,不向西遗一矢,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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